2019年WTO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为全球贸易价值链网络五大核心国，随着美、德、日、韩等国疫情持续发酵，将对全球贸易价值链形成较大冲击，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政策把握上，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融资状况的全面监测，按照因城施策原则，强化对房地产金融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监测居民债务收入比和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2008年后，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占比下降。

2018年末，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总额为50.3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3.01倍，年均增长10.5%，比1991年至2007年年均增速低18.1个百分点。房产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财产，且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对偶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波动对全社会财富的影响极大，与其他行业的关联度也最高，保持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二是发展直接融资要依靠改革开放。这一变化主要受到国际储备资产与GDP之比下降的影响。在此期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继续快速增长，结构有所优化，表现在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增长加快。

第四部分测算居民、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承担金融资产风险的情况，并阐释风险分布变化背后的宏观经济逻辑。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的观察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接下来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的视角，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而且，这里强调有用产品，在萨伊时代是有合理的现实基础的。

当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存在普遍的过度消费，使得经济危机时期的消费支出在总体上也会下降。第二，它认定信贷扩张必然导致生产过程的延长，因为信贷扩张带来投资成本下降，进而使得原先无利可图的项目得以生产。第一，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信贷扩张导致利率下降，致使资本品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就会引起对资本品的过度投资，这也是奥地利学派认定的不当投资。究其原因，即使在个人偏好和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形下，收入差距拉大也会明显改变社会的消费和储蓄水平。

再如，由于受经济状况和海外市场的冲击，中国社会出现水泥、钢材、玻璃、铝制品等大量过剩同时，甚至在广州城中心50公里之外的从化、花都等地依旧存在着不少坑坑洼洼的公路得不到足够材料等来修整。[59]Groshen C., 1969,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Econometrica, 37(3): 424-438. [60]Dichens W.T. Katz F., 1987,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ces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In: Kevin L. Leonard J.S. (eds.), Unemploy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s. New York: Blackwell, pp.48-89. [61]Kruger A.B. Summers L.H., 1988, Efficiency Wages and the Inter-industry Structure, Econometrica, 56(March): 259-293. [62]Dunlop J.T., 1957, The Task of Contemporary Wage Theory, In: Dunlop J.T. (ed.), The Theory of Wag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3-27. [63]塞勒（本书译为泰勒）：《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陈宇峰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例如，在大危机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卖出的汽车就从1929年的550万辆猛降到1931年的50万辆。由此就需要考虑：生产哪类产品可以获得最大化收益？通常来说，这主要是市场价格（也即交换价值）远高于生产成本的那些产品，尤其是（市场）价格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产品。同时，信贷扩张往往又会显著地刺激高级产品的超前消费和过度投资，从而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进而也就会强化和加剧经济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时期，产品价格往往也呈现出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高级产品的价格因需求断裂而大幅下降，从而造成产能的大量闲置和资源的显著浪费。

由此，伯林把人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刺猬和狐狸。例如，罗斯巴德就写道：如果消费不足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任何危机，那么萧条应发生在消费品行业中，该行业的剩余商品将积压，同时至少相对的繁荣将发生在生产资料行业。这样，正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的引入，我们就得以深入剖析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内部结构，就可以更深层次地认识市场经济中的不当投资，进而揭示出根植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一方面，在收益原则主导的市场经济中，逐利的厂商必然会偏好生产那些具有高购买力的富裕阶层所需求的那些具有高交换价值的高级产品。

美联储通过大幅提高利息率的办法打破了已经演化为长期高通货膨胀的局面……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类型的经济衰退/萧条是由投资泡沫的破灭引起的。事实上，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是推动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以及日益高级化的基础。

[26]朱富强：《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 第4期。[67]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注释： [1]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2）当时的市场还很不发达，因而生产和和需求主要局限在一定范围的市场上，从而生产出的产品也就比较容易符合消费的需求。为此，我们又需要思考：产品供给为何会存在如此的不合理？这又要从产品供给者的生产动机着手进行剖解。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两个基本概念做一辨识：高级财货和高级产品。同时，这些著名企业通常会有更大比例资金被投入在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上，但在经济衰退和调整时期，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跌速度比消费品价格的下跌幅度更大（或者更准确地说，相比低级财货价格下跌的幅度，较高级财货的价格下跌幅度更大）。[76]哈耶克（本书译为海约克）：《物价与生产》，滕维藻、朱宗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62]在周边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房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房产相关的建筑或装修材料的价格以及相关人员的劳务工资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建筑商、设计师、工程师、销售人员、建筑人员、房屋中介人员以及门卫和清洁工在内的所有人员都会要求较高的市场工资，甚至与房产公司向官员的贿赂金额也远高于其他行业。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那些被理论抽象的因素是重要的、相关的，如果金融关系和金融机构显著影响事件的进程，那么已有的经济理论并不能为分散的市场经济中存在协调的结果的主张提供支撑。

[52]萨克斯：《文明的代价》，钟振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同时，两者还相互强化，共同推动高级产品的畸形繁荣，进而也就会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

同时，通过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传导机制等的揭示，也为当下构建良好经济秩序确立了基本方向：根本上要建立起自律性市场机制以避免市场无节制扩展所带来的经济大起大落，而其中核心内容就是收入分配机制、定价机制等，基本的判断则是收入差距和价格等级幅度。[78]转引自李黎力：《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9页。

（2）消费需求增加对资本品的要求并不一定要在同一年内购买。相应地，这使得非专门资产由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流向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中的专门性资产则由于配套的非专门性资产的不足而闲置，乃至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也无法维持，从而会导致整个经济走向萧条。[7]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厂商为何会转向这些产品呢？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产品曾经为生产厂商带来了高额利润，只不过利润在危机时期趋于迅速下降或消失了。其基本理由是，恐慌心理和自反馈效应通常会使得市场需求和投资在萧条时期也出现反向超调。

由此要思考的问题是：需求是如何断裂的？奥地利学派将需求的断裂归咎于银行信用的收缩，正如它原先就将需求的增加归因为银行信用的扩张。而这个产品有用就意味着能够卖出去，有人购买，而别人购买的手段也正来源于生产性劳动。

同时，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不仅工资水平出现普遍下降，而且也会爆发大规模失业，这些又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对高级产品的消费能力。例如，有广告公司监测数据显示，加多宝公司仅在2012年4月份所投入的广告费用就高达4亿元，2013年仅《中国好声音》冠名费一项就支付2亿元。

也就是说，快速解决当前经济学衰退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无为而治。当然，高级财货与高级产品之间也存在很强的联系，尤其是在信贷扩张推动的生产投资方面。

明斯基写道：从1966年信用危机开始，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一次比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他的发生在1970年、1974-1975年、1979-1980年和1982-1983年）。例如，哈耶克就提出两大结论：（1）一般物价的平均运动并不能给我们说明什么真正的有关事实……由于一些实际的原因，这些（物价）指数几乎完全是以非专门性质的货物价格为基础的，其所采用的材料，也绝不是像统计学方法所要求的那样随机选择，而总是偏重于选择只能表现其价格的特殊动态的那一类货物：（2）为了同样的原因，每当人们试图去寻找一个具有生产总额，或贸易总额，或一般经济活动，或其他任何总额的总平均形式的统计测量的时候，结果只会把真正重要的现象——就是我在以上两讲里提请你们注意的生产结构的变化掩盖起来。另一方面，这涉及高级产品与低级产品的生产对资本品的依赖程度：高级产品的生产过程通常更为迂回，从而需要更多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

米塞斯就写道：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投资等于将一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要素放错了地方，以致牺牲了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生产。（2）这些分立的片段被串联起来需要依据统一的分析逻辑（作用机制）或研究纲领。

当然，如果对明斯基的著作作更广泛的梳理和挖掘，可能也就会发现明斯基的思想也远不局限于此，正如李黎力写道的：明斯基不稳定性的金融理论，并不意味着影响着不稳定动态的经济的实体而就被视而不见，也并非表示仅金融部门自身构成了不稳定性的来源和渠道，从而只是从金融层面抓住了危机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危机的本质。（2）消费信贷，资金增多使得人们能够进行超前消费，乃至那些低收入者也能够更早地消费高级产品（如房产等耐用品、豪华汽车等奢侈品以及苹果手机等轻奢品），从而就会诱发对高级消费品的生产以及相关产业和资本品的投资，而受货币幻觉驱动的消费者也更容易在生产者主权的诱导下增加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方面在奥地利学派的分析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正是由于社会经济问题根本上都根基于结构性矛盾，我们不能像卢卡斯那样简单地将经济萧条归咎于自愿失业而了事。在现实市场上，产品等级及其价格锚定值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依赖巨大而持续的资源投入来不断强化人们的印象，如大量的广告宣传和公益投入等。